【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非典型创业日志》系列之十一。
2月7日 阴
“将来人怎么描述我们？你早上起来，刷了微信，在微博上点评了城管打人，然后吃了早餐？”
早晨，想起阿乙的话。他感慨我们时代的匮乏。大概两周前，我在书店访问他，进行了我们第一次深入的谈话。
那是一个下午。一见面，他主动解释自己胖了，吃激素吃的，然后是病情，一种免疫系统疾病，肺部上密密麻麻的斑点……他语气淡定，带着一点点戏謔，像是在说另一个人。
我与阿乙不熟悉。在他作为一个写作者声誉初起时，我对于阅读同代作家毫无兴趣。在三里屯的一家楼下是按摩店的媒体公司，我们曾是短暂的同事。我们分属不同的楼层，又都很少上班，或许只在电梯里匆匆打过一次照面。他的消息偶有所闻，他因写作长篇小说而住院，不无殉道者之感。
直到两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他，不是小说，而是关于北岛的散文。我几乎立刻被他文字的凝练与情感的真挚所打动。然后，我找来他的几本作品，《下面，我该干什么》、《春天在哪里》、《鸟，看见了我》，还有一本日记体的随感《寡人》。连续一周，我沉浸在阿乙的世界中，怀着赞叹，并有一丝嫉妒。
我嫉妒他节制的叙述风格，他的县城经验，他对自身焦虑的巨大坦诚。尽管带有对不同作家的模仿痕迹，他仍构造出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更重要的，他那种对于更崇高情感的孜孜追求，无比期待他的文字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这种虔诚在我们这代人中已相当罕见，我们普遍深陷被现世承认的诱惑。
一直到2010年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前，阿乙都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外省文学青年。他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在这座沉闷的县城，他有一个沉闷的名字“艾国柱”，一个沉闷的青春，除去一场绵延的、毫无结果的单恋。他考入了南昌一所警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一个乡村中，登记户口、排解邻里纠纷、协助刑警调查命案，更多的时刻，是陷入绝望的等待，他想逃离致命的平庸与匮乏。通过一点点行贿的小手段，还有他自少年时代培养的写作兴趣，他调入县城，并成为了一名组织部的公务员，撰写领导讲话、刑侦通讯。在短暂的兴奋后，更深刻的绝望到来了，恰如他在日后的一篇小说中描述的，“二十来岁的科员变成三十来岁的副主任，三十来岁的副主任变成四十来岁的主任，四十来岁的主任变成五十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