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各地出现出租车停运事件，引来中央级媒体高调质疑现行出租车模式，到各地媒体积极响应，把出租车问题推到中国公共舆论的风头浪尖，舆论已持续一段时间，初现疲态。接下来，不出所料的，再一次，出租车问题会不了了之，泯然于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之中。这个时候，不妨做一些更深的思考。
引发这一波出租车停运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专车”的出现，而提到“专车”，不妨从打车软件说起。打车软件通过手机收集乘客需求，精确的匹配乘客与司机信息，优化订单分配，降低空驶率，提高司机收入与乘客体验。其加价功能，某种程度上也解除了数量管制，给出租车行业带来利益增量。
不过，利益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分配利益。出租车行业的垄断者——出租车公司与监管部门有着深厚的关系，必然会企图利用自己独特优势，挤压、蚕食整个产业链上新增的任何利润。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中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对创新、改革的政治图腾崇拜，官员往往抽象的、政治正确的赞同创新，但这并不会妨碍各种管制、监管在引导、扶助创新的名义之下进行，并以此维护既得利益。所以，判断一个监管是顺应创新，还是扼杀创新，只需审视，监管之下，创新者的利益是不是被拿给了既得利益者。
打车软件的监管争议背后是牌照审批利益
打车软件的创新，在于发现、开发了“乘客手机——打车软件服务器——司机手机”这一信息流，其订单匹配、客户流量、数据积累，乃至盈利，都有赖于此。
与此同时，各地的监管也剑指于此，交管部门无权控制消费者手机与打车平台的连接，目标就转向了打车软件平台与司机手机之间的连接。打车软件的监管，不论其形式是强行接入统一平台、统一呼叫中心，还是统一车载终端，禁止司机使用手机，究其本质，都是出租车公司企图控制打车软件与司机之间的信息流，强行切入打车软件的业务流程与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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