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与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杠上了，不仅仅为了她的父亲吴永正。
吴英案件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议题集中在吴英是否该判死刑？第二阶段的议题落子在吴英的资产如何处置，处置是否公开公平符合相关程序？第三阶段即目前的阶段，受到实名举报的当地官员是否该回避这一案件？
这位年轻女性没有被判处死刑，已经是幸事，在目前的中国法律框架下，模糊的非法集资边界暧昧不清，对吴英这样的案犯判处死刑并不奇怪。就在吴英二审被判处死刑的同时，2012年1月17日在中国中部破落的古城安阳，因民间集资造成巨大损失当地政府不得不对非法集资进行集中处理。安阳市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四起非法集资诈骗案，其中一位病退的工人刘洪飞，因股市期货市场投资失败无法赔偿，一审被判处死刑。内蒙古包头市的非法集资法人自焚案也已宣判，多人获刑。稍早时间，江苏泗洪警方称，“宝马乡”石集乡非法集资案水落石出，44名涉案人员被捕。而在三年前的8月5日，绰号小姑娘的浙江丽水杜益敏已经被执行死刑。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金融改革极端滞后，民间投融资需求旺盛，炽烈的贪念与强烈的赌徒心态，加上无规则可言的信用市场，酿成一出又一出悲剧。这些悲剧大多被冠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就象曾经的“投机倒把”罪一样，百试不爽。悲剧越多，说明市场越大，金融改革越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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