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D君，5月中旬在纽交所敲响了自己一手创立的企业上市的钟声。他在微博上写道：“四年弹指一瞬间，新的篇章即将开始。”
2008年的秋天，我和D君坐着同一班飞机来到加州，开始了漫长的美国求学生涯。2009年的暑假，我们一起坐在Palo Alto一家中餐馆里吃饭。彼时，他刚刚办理了斯坦福的休学手续，拿着来自硅谷创投的第一笔营运资金，远赴北京投身互联网的创业项目。我们握手告别。D君专长工业设计，团队里另一核心人物也是来自斯坦福，专责战略，另一个搭档则负责技术。三个年轻人在北京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对着几台电脑开始上路。这之后的半年，常常看到他发来的临晨三、四点工作的照片，还有零乱的办公桌前的杯面。大半年后，初始的创业计划难以获得积极的市场回应，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休学的规定时间是一年，你还可以继续失败半年，等你再回到斯坦福，我们再一起吃饭。等到休学的规定期限到期时，D君顶住各方的压力，选择放弃斯坦福的文凭，退学坚持继续创业。再半年，这一年轻的团队改变思路，重新起步。当时正好团购风起，他们迅速找到一个缝隙市场，在千团大战中逐步脱颖而出，发展壮大，并最终成功登陆纽交所。
真是弹指一瞬间。成功者的故事，总是会被包装再造，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去了解创业者的艰辛，去深度挖掘硅谷之所以成为创业者乐园的精髓所在？D君的创业，似乎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北京奋斗故事而和硅谷无关。但事实上，如果不是硅谷，如果当初D君选择的是东海岸学校而非斯坦福，相信那又会是另一条人生的道路。
为什么是硅谷，为什么是斯坦福？
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AnnaLee Saxenian在其代表作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通过比较波士顿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公司与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来探究硅谷兴盛的内在动力。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依托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校资源以及靠近纽约这一金融中心的天然优势，波士顿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产业一直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是最后却在和硅谷的产业创新竞赛中不断落后。究其原因，128公路地区是一个自足、保守与单一的成熟社会，强调的是威权与阶级。东岸的高科技厂商，如当年的王安、DEC，采用的都是垂直整合的发展策略，具有严谨而完善的内控管理与组织制度，习惯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而硅谷则采用的是扁平化的组织管理制度，在一个开放和弹性的体系下更加强调人才的自由流动，创新知识的分享、产业间的密切合作与策略联盟，可谓是一个新兴与创新为导向的多元化社会。在硅谷，很少会出现完全静止或者是在一家公司终老的职业轨迹，所有人都在不断探索新机会，构建新网络。正如Saxenian所指出的，“硅谷地区丰富的社会、技术和生产性关系培育着创业精神、实验尝试和集体性学习。这使得地区的社会、技术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当地企业和对它们自身活动同等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