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穆廖科(Muljoko)在雅加达最为光鲜的一座办公大楼担任清洁工。他身上有着新晋中产阶层的众多特征。他有一辆摩托车，身上挂着索尼(Sony)智能手机，腕上戴着新潮的可通话手表，用来在工作时与朋友发短消息。
穆廖科从小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贫穷农村长大，他的现状比那时好得多。像过去30年世界各地的千百万人那样，穆廖科摆脱了贫困，成为亚洲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中自豪的一员。
但细究他的经济状况和理想抱负便能发现，他的中产阶层地位比表面上更脆弱。
穆廖科挣着雅加达的最低工资——每月240万印尼盾，这意味着他每天靠7美元生活。这其中约一半用于购买食品和支付房租，他和弟弟合租一间狭小的寄宿公寓房间中。再扣除摩托车的燃油和养护成本后，他只剩下50万印尼盾（44美元）——每天不到1.5美元——的自由支配收入，或是寄回苏门答腊岛的家里，或是积攒下来，为婚礼这件人生大事做准备。
难怪穆廖科为未来发愁。他担心，如果家人需要紧急就医，他该怎么办？如果结婚成家，他的收入会多么吃紧？按照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对中产阶层的标准定义——日收入在2美元至20美元之间——穆廖科稳居这一行列。但他一点也不这么觉得。
“我感到不安，”他表示。
随着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以穆廖科为代表的群体日益受到关注。虽然新中产阶层颇受热议，但这位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实际上更适合被归为世界的“脆弱中产”(fragile middle)一类：发展中国家有近30亿人每天依靠2到10美元生活，他们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但往往仍然难以实现财务安全——财务安全是中产阶层身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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