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农地流转、废止劳教、放松“一胎”、放松结社等一整套改革措施，体现了向社会放权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在此背后又存在一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进一步限缩，使得原本相当乐观的新一轮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全会决定下达前后，有关部门实施了销号、封网等一系列打压舆论行为，向社会释放出中央集权的清楚信号。高层似乎认为，要在当前大环境下心无旁骛地推进改革，不仅要克服地方政府等既得利益障碍，而且有必要排除社会上各种“杂音”，否则就无法建立足够强大与稳定的权威以推动改革。
这种想法看似自然，实际上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别的且不说，我的“自由派”朋友们无一例外都对压制言论的做法表达了本能的反感和愤慨，而他们在我看来都是正直敢言的“君子”。按传统儒家的说法，“君子”、“小人”之分在于义利之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谓“君子”，就是能放下一点个人利益，出于民族大义、社会正义秉公直言之士。在中国这种制度环境下，“直言犯上”、针砭时弊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而自由派能不畏强权、仗义执言，可见其不失君子之风。在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围剿之后，这群人数量已不多，但在网络社会赢得了足够强大的公信力，已被普遍认为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如果政府能够“亲君子，远小人”，赢得他们的尊重和支持，那么政府的社会威信自然扶摇直上，执政权威不树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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