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户籍制度的评议在上期刊出（参见《“贫二代”和城镇化》）后，有个读者好心指出，“贫二代”以官方的用语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我自然知道，2010年的“一号文件里”就用了这个称谓。梁鸿在她的《出梁庄记》里也说了，河南大约1700万的农民工里，这个群体目前占了有75%之多。本文用“贫二代”，则为了突出它的特质：收入处于底层的下一代，无论在收入、身份认定、知识技能、还有精神层面，贫乏的落差都非常显著。
那位读者同时电邮给我了一份“穷二代的18条标准”，虽不无调侃讥刺，其中有些提法还是辛辣的，不由得你不心悸。“……2.感到当农民工和大学生区别不大，于是勇敢地放弃高考……10.在城市经常被取笑甚至欺负,熟悉各种人的白眼……11.从迷恋个人奋斗到觉得奋斗根本改变不了命运…… 14.家里往往有没户口的兄弟姐妹……16.害怕自己尤其是家人生病特别是慢性病，因为没医保……18.大体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解决，无法反抗就要学会忍耐……
最后的一条，笔者不但不认同，并且呼吁大家必须正视面对。贫二代的忍耐不会是无限的，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学会不再忍耐，而这正潜伏着一个大的危机。
农民工及其下一代在中国的崛起中，贡献怎么说也不会高估。当四亿以上的农民（超过了美国总人口，比整个欧洲的人数还多）从强制的体制扭曲下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的劳作里被解脱出来，走向更丰富更有效的用途，他们和同时得到解脱的土地结合起来，焕发出惊人的生产力。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他们，而所有的外来资本，包括港资和台资，无不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拿深圳的城镇化为例，从不到五万农民的小渔村突变为1200万人的大都市，难道不就是他们被松绑之后干出来的，还有人能说出比这更朴素更重要的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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