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还是拉美，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过去三十年令人惊叹的经济成就源自那场始于1978年的翻天覆地的变革。那场变革沿所有制、价格、市场开放与扩容三条主线展开，历经跌宕起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红利”。事实上，中国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从上世纪1980年代的试水，到1990年代的整体大幅推进。但到本世纪初，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陷入困境甚至倒退，进入“深水区”。
停滞之际，各种利益关系交错博弈进一步复杂化，财富分配、资源配置、市场外部性尤其尖锐突出，引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社会风险事件频发，中国又到了跟30年前一样不进则退的十字路口。当下中国经济正在忍受下滑的痛苦，卧薪尝胆的目的是换取时间和空间来再次凝聚共识，奋力推进改革。资本市场也在调低对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期，并把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今年秋天的18届三中全会，期待它会给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蓝图、实现路径和推进时刻表。
改革的七大支柱
我们判断这张蓝图由七大主要支柱构成：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土地和户籍改革则是下一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增长动力和活力的关键；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
首先，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的基础——在整个改革体系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最先行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重新梳理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置，即大部制改革，旨在简化机构提高效率；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提高基层自主性；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向企业和社会放权，只有政府收缩了，其他两者才能伸展。
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铺路石，这是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的起点，其主导方向是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领域更多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在社会领域更好利用社会民众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未来政府部门或将逐步减少微观事务管理，由直接管理和微观管理为主转向以间接管理和宏观管理为主，由运用行政手段为主转向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同时着力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逐步转向服务性政府。
新一届政府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下一步预期将积极有序有效地推进，继续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特别重要的是，正在进展的中美BIT等谈判规则将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会从根本上消解有关部门（包括发改委）的行政审批权。
财税体制改革应纠正事权与财权错配
其次，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要素价格改革，它们既是一揽子的最小改革方案的内核部分，也是对1992-1994年价格-财政-金融整体但又未尽改革的最新呼应。1992-1994的大转型确实奠定了后续20年繁荣的根基，但其中未尽之义又是目前众多后遗症的根源，这次是再推系统改革的升级版本。
从财税体制改革来看，上一轮整体改革中，推出了分税制，并形成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在那个历史阶段，该税制确实为中国推进国家基础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但时至今日也积淀了不少弊病。主要存在于以下问题：1）中央和地方分配不合理，事权与财权错配。中央占据税收的大部分，地方财政相对紧张，这也是土地财政的主要成因。2）预算执行不力。目前已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政府部门公开了“三公”账单，但公开的预算账本过于简略，难以深入了解。而且支出结构不合理，过于偏重经济建设性支出，而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比例偏低，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方向相背离；3）土地财政。土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畸高，也是地方融资平台套取银行杠杆的手段。土地财政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被房地产绑架，银行亦卷入其中，形成了巨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4）税制结构不合理。营业税、增值税双重压力，个人边际税率偏高。一方面压制了企业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不利于个人消费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