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开信”，将被延安城管踩头的自行车店主刘国锋架到盛夏的火上。这封及时雨一般的“公开信”意在为城管开脱，以常情推理，此信必不是受害人的意愿表达，但当局必有能力使当事人接过这盆屎，并自若地扣在自己头上。城管用一个受害者的荣誉洗白了自己，也使急速展开的追穷寇运动，骤然冷却下来。
车主成了一个可怜的投降者。
设身处地考虑，在无所不能的公权力面前，他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以苟且者合谋者的角色断送自己的声誉。毋庸置疑，他一定经历了内心的煎熬：关闭求正义的心扉，接受当局强加的表态，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跨越的心理门槛。他跨过去了，在权力的扶助下，似乎轻松地跨过去了，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与城管的恩怨消解了，却把为他呼吁的舆论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等于变相地出卖了正义。
人性黑暗至于斯？这使得对其隐隐抱有期待的正义之士失落，甚至绝望。但无论如何，他也做不了英雄或烈士，那是天真的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们的臆想。国人在遭受人格侮辱、身体凌辱，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境下，少有敢于抽刀向施暴者的，多的是自虐式的抗议，从下跪、上访、自焚到刺向更弱者——滥杀无辜。这也是民间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杨佳、马加爵、夏俊峰等人为英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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