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时离乱的悲欢，总是最能够调动泪腺的题材。宋代故事的《四郎探母》一直是长演不衰的曲目。而在两岸分离之后，其中又生产出多少足以令人动容的离合。
近读钱理群先生的《血是热的》，惊异地发现他原来就是两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亲和一个哥哥逃亡台湾，而母亲和许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陆。而这个家庭更大的悲剧，乃是父亲原是台湾高级官员，而二姐和四哥，却是随解放大军南下的干部。家庭的离乱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而血缘至亲的心灵隔膜与对峙，更加催人心肝。
在怀念二姐的文章中，钱先生的一段话不由得让人寻思：“我到了台湾，听到一种说法，仿佛当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当听到这类高论，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为他们当年的选择作辩护。我们不能否认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这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把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共产党人和他的同情者视为反民主分子，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和颠倒。我们更不能囿于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因为共产党后来重陷怪圈而否认二姐、四哥这样的40年代大、中学生中的佼佼者选择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几年里，关于晚清与民国的史料不断发掘出来，颇有“民国热”的气象。民国人物与民国生活的细节渐次张目，上海的美女招贴画，老照片，市井的繁荣，知识分子的自由与风度，新闻的犀利，集会游行的频密，对高层的批评与攻击等等，在各类出版物与网络盛行，似乎民国已成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评自然也是重点，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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