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十年前吧，有一次我在纽约参加一个聚会。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纯正的自由市场制度的教徒。席间有美国朋友问我：你对资本主义怎么看？我非常自豪地回答道：自私的市场能够导致共同的福祉。我本来期待赞扬。可是那个朋友狐疑地看着我：真的吗？可是自私在这里从来没有过这种作用。我闹了个大红脸。
在后来我无意间读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先生的作品《咆哮的九十年代》，其中的内容已然大多忘却了，但是我深刻记得的，是他在书中对于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解禁”（Deregulation）政策进行了炮火猛烈的攻击。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对于市场自由的放松，也可以是有害的。而今天，从美国到欧洲全面蔓延的经济危机，显然已经证明了斯蒂格利茨教授的预言是正确的。
可是我仍然对于教授是很不忿的。因为这样的论断在中国开起来是多么地奢侈。我们连起码的自由市场都没有，解禁能带来怎样的坏处呢？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了解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确充满了极大的矛盾，而整个欧美的国家政策重点，几乎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道路的过程。平衡，是可能的吗？
已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不朽巨著《战后欧洲史》的作者托尼•朱特在2010年的遗著《沉疴遍地》中所要寻找的答案，正是这样的一种平衡。从我个人而言，我想称他为“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朱特是怀旧的。在整本书中，他几乎都流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辉煌里。在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光环下，“信任、合作、累进税和干预主义的国家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给西方社会留下了什么？简单的回答是：不同程度的安全、繁荣、社会服务和更加平等。”的确，在新世纪光临之前的50年时间里，西方，尤其是欧洲，建立了一系列福利国家的模版，通过高额的累进税，强制性地在社会中制造了相对的平等，却并没有损害民主国家的本质。那是欧洲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