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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期我们谈到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有效地减低了人口过多的负担，使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够轻装上阵，充分发掘劳动力红利，实现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限制生育包括一胎化的措施是功不可没。总和生育率（TFR）十多年来远低于2.1的一个结果，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拐点和整体人口规模的拐点将分别在2016年和2026年前后到来。加上社会的迅速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成就在弱化的趋向、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缺陷加剧了差别扩大等等，构成了经济继续续高速增长的严峻挑战，也是代际负担不平衡和社会发展困境的根源。
社会和经济的长程演进中，人口规律及其影响能计算出来，而且可以长期预测准确的。但是它的变化缓慢往往遭到忽视。马寅初先生对当时领导的敦促其实是，要把人口负担纳为决策的一个主要前提，而被人称作新人口论。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革命两百年后的今天，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和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马尔萨斯总结出的人口规律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本期的讨论拟集中在新生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影响，并试图指明，限制生育尤其是一胎化的措施，始料未及地造成或加剧这些矛盾，理应得到关注和分析，及早纠正或终止。还得重复我们说过（今后将不断重提）的那句话，“政策无所谓绝对的好或坏，在合适的时机把握合理的度是其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
和许多发展中地区一样，中国在传统上偏爱男孩。严格执行一胎化的限制以后，这种偏向被加剧了。人类天然的性别配比是平均生100个女婴有104-106个男婴诞生，男婴的夭折率要超过女婴，特别是在五岁前。这个差别渐趋缩小，到十二岁左右男女儿童达到了平衡。然后女性的优势更显露出来，到了耄耋之年，寡妇要多出鳏夫不少。从进化与生存的角度，女性无论从基因缺陷、疾病抵御、冻馁忍受，甚至心智稳定等方面，都好过男性，乃事实上的强者（我们有机会再来讨论。）只是在社会化生产中她牟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不及他，妇女在农牧和工业生产时代备受贬抑。不过，在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自身再造的功能上，妇女却绝对占优。这个矛盾，平时隐伏不彰，在一胎化的限制下有了意想不到的畸形发展，以至于目前我国年轻人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