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口红利曾经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基本面正在面临巨大转折点，中国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未富先老”局面？中国的人口政策等相关公共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经济转型如何以此为契机转化？FT中文网一直对此议题保持关注，今后将陆续推出相关专题，首期推出孙涤教授“新新人口论”。
开宗明义，本文旨在呼吁各界关注中国人口的演进。 “新新人口论”的提法，绝非耸人听闻，而是要引起对人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关注。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这个变化，196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显现，1990年代在世界范围里“坐实”，在2002年的联合国人口报告得到“官方”的认定：全球的总和生育率从2.1下降到了1.85。人口规模不只是关系到经济的持续成长，而且是人类文明一切活动的“宿命”（destiny），社会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逻辑。
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数。 除了抵补父母的2，这多出的0.1是为了补偿孩子未到生育年龄夭亡的损失；在发展中地区，为了补偿较高的婴孩夭折率这个数大约在0.33；而在人类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直至二十世纪，这个数还在4以上。 TFR不足2.0的水平，人口的规模就趋于缩小；一旦降到1.8以下，规模的萎缩就难以逆转了。虽然妇女把育龄往后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会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但女性的生育倾向——TFR的决定因素形成后，要改变是很艰难的事，先进国家的经验如此昭示我们。随之而来一系列的重大变更，构成政策的严峻挑战，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这个新变化对于其他国家是新人口规律，在中国却不得不多加一个“新”字，因为中国五十年代的一场大辩论对其后的人口政策有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还欠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弥漫，又有冷战的急迫压力，他不得不委婉地表达“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中国国情也同样适用。马尔萨斯总结的“人口定律”认为，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手”的生产仅能维持“口”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远远超过前者，任何丰年的产出很快就会被接下来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增加必会被饥馑、瘟疫、灾难、战争悲惨地平衡掉。人类社会组织经济生产的一万年以来，世界GDP的年增长率只在0.01%左右，除了极少数精英分子，人活得悲惨与牲畜无异。直到1790年前后欧美国家的物质生产力才首次超出了人口的增长。此前的2500年里，世界的人均生产增加了才一倍而已，以后的220年里则突飞猛进，美国的人均生产提高了却有四十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