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活了近十个年头的韩国学者金宰贤,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文字集结出版,名为《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一些未读也不屑于读书的激进分子,迅疾发出了义和团式的怒吼:韩国棒子滚回去!我们这儿不好,你为何还赖着不走?
他试图充当中韩民众之间的沟通者,低调,和善,他的建议及批评,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内心里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当他描述中国人不守规矩、不认错、不诚实、无创造性时,当他羞涩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静静过马路”,“有一天我的常识与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常识是一致的”时,他就彻底得罪了某些中国人。
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灌输了一整套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绝对观念——祖国拜物教:国家就是祖国,政府和国家不可分割,实为一体。他们几乎发自肺腑地热爱这个概念中国,以为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一切,而且这个被视为祖国的玩意儿,可以对自己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个神圣的玩意儿面前,他们自甘卑贱,谁反对这个既定的神祗,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自以为有这个壳自己才成为有尊严的人,他们以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这个庇护自己的龟壳,尽管他们从不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无条件交出了自己的选举权,不想争取自己的被选举权。他们表面上很愿意尽一个国民的义务,却不知道公民为何物。他们无力影响其中的决策,无从认知决定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人的真面目。他们平时在社会里相互伤害,一旦有人诋毁国家和政府,瞬间即可结成一体,向敌人投掷语言匕首和语言炸弹。在他们眼里,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具有超常的人格力量,诋毁他甚于诋毁自己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