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甘肃省教育厅发布微博证实“甘肃农业大学‘坚决制止’日本青年学者加藤嘉一赴该校访问”，并称“该举措是在了解到网友的抵制呼声后，经与校方联系予以制止的，加藤嘉一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事实，是任何理智的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不制止是失职”、“个人受委屈可忍受，民族荣誉和自尊一点都不能受玷污，这应是中国人的底线。”
对于加藤而言，这恐怕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换个角度而言，若能引起中日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再思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谈及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为何“不反省”，国内大多归咎于战后战犯重回政界等原因，却较少关注战后日本思想水脉的流向转换，本文试着做一下粗略的解读。
长期以来，我们对日本的认识都遵循将“一小撮右翼”与“友好的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二分法”原则，但正如石原慎太郎的支持率居高不下、“购岛计划”得到民意支持所显示得那样，当我们批评“右翼”时，“友好的日本人民”并不与我们为伍。于是，我们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疾呼日本正走向“右倾化”、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舆论甚嚣尘上，而对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仍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北海道大学教授高井洁司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分为三类：钓鱼岛主权、油气田开发及台湾问题等是“潜在因素”；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南京大屠杀等属于“刺激因素”；中日媒体都心存警戒和“情绪化”报道则构成了“助长因素”。
虽为“刺激因素”，但“历史认识”问题无疑是中日之间最敏感的地带，也是造成两国国民理解鸿沟的主因所在。一个民族如何“溯流而上”，去记忆、叙述和评价其历史，固然重要，但往往伴随着“当局者迷”，因为生活在当下的人拥有的只是有限的、片面的“间接经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叙述，不如说是对现在的评价和对将来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