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先生谈政治改革问题的第二篇，第一篇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四条边界线》。
以稳健的两步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棋盘，我考虑过一段时间了。下面勾画的这两件事本身也是比较宽泛的，中间还有一些更细小的环节。让我们这里先把基本的路径引示出来，以后再逐步讨论它们的组成部分和配合环节。
政治改革起步的第一件基本事情，是要在中国从县一级、地市一级到省一级，再到全国一级，每年定期召开的“两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要能够对本级行政部门的两个方面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和表决。一个方面，就是“两会”期间代表们能对本级行政部门的预算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表决。另一个方面，代表们能够对本届行政部门的人事编制及安排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质询、表决。
为什么要把“两会”这个平台上的事务如此大力的鼓吹？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每年的民意调查、媒体报道里反映的中国老百姓最不满的很多事情，都是和这两者——就是“财事”和“人事”——密切相关的。各级政府手里掌握了那么多的公共资源（土地、正式的预算、非正式的预算如行政收费、罚款等等），既包括钱财也包括物质的资源（当然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然而就各级政府来说，钱和物的征收、掌控、分配、转换、使用，以及使用以后产生的实际效果，基本上没有来自同级的、更没有来自下层的监督和制约。
这种“黑洞式财政体系”中间最轻微的坏行为都会导致浪费性的使用，包括重复性的投资等。由这种浪费性的使用再往更糟糕的方向不断蔓延，一直到巨额的贪污和盗窃，在浪费性使用和贪污盗窃之间还有公款消费这一大块（中国绝大部分时候并不把公款消费视为犯罪）。对于浪费性的使用和公款消费，每个中国老百姓都能举出成百上千的精彩例子：高档汽车、豪华办公室、出国考察、四海旅游、乡政府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已经修建得像美国总统的白宫，等等。
所有这些事情的根子就埋在“黑洞式财政”里面——各级政府的预算不受平级和自下而上的公开监督和制约，糟糕的使用做法很少受到追究。至于贪污盗窃，根子还更广泛深厚一些，不过也有很大部分源于此，比如说土地转换就成为近几年来巨额贪污的一大源头。
这里所讲的公开讨论、辩论、质询、表决，不仅是针对当年和下一年的预算，还包括针对上一年、甚至上三年的预算，要对它们有回溯的追究责任。老百姓每年都在议论，中国政府看起来那么有钱，但这么长时间以来，教育经费占GDP一直没有达到政府所承诺的百分比。
我在这里还没有讲到纳税人对政府的直接追究和制约，那在老牌议会民主制国家里有更给力的渠道，比如直接选举。我现在并没有鼓吹马上达到那种程度，目前我所讲的仅仅是“两会”代表对同级行政机关的议政和问责，这早就是中国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政治机构中最基本的两大块之一（另一块就是行政部门）。强调的只不过是要让宪法和法律中早就界定的这些系统和机构，能够履行本来就是要它们履行的功能，所以这完全不是“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更不是“阴谋颠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怎么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