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的第八部分。）
在这辞旧年、迎新岁的时节，我愿意与各位回顾一下中华帝国在少数民族治理方面的一些较好经验，以祈祝新年新希望多点祥和。“中华帝国”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界定它的准确内涵和外延并不容易，咱们暂不细究。中华帝国治理传统中比较优良的可以列出好几条来，我这里先提请大家注意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牵涉到当今现实的头痛问题蛮多，是这些年来在中国国内时常引发矛盾冲突、因而在国际上也常为中国邀来抗议声音的关节点。这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政治”与“宗教/教会”的关系，简称“政教关系”。英文社会人文学科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描述这对二元关系，因为该二元关系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和社会演变过程中影响巨大且深远（S. Berger ed., Religion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这种关系在西方世界那么的关键，是因为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欧洲版图里的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常打架，文斗武打好多个世纪，直到法兰西大革命后才最终确定世俗权力在大政治结构上占主导地位，同时启动了宗教宽容和社会大众世俗化的进步趋势。在这之前，欧洲反反复复的宗教战争和连续不断的宗教迫害让千百万人丢掉了脑袋。在神圣权力最强势的中世纪，掌控基督教（含天主教）教会的精神-灵魂领袖，可以对国王、大公下命令，在全基督教管辖区域（Christendom）实行严打，捕捉不听教廷最高指示的异议分子，下大牢上刑场，让你不服从组织不听领导话的独立精神连同负载它的肉体一起灰飞烟灭（L. Sturzo, Church and State, 2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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