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获得“弗里德曼奖”引发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奖项本身，最终落实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笔者认真拜读了薛涌、茅于轼、李华芳等众位学者的宏文，深受鼓舞。愿作续貂小文一篇，以表达个人浅见。
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劳动是否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在于，当下中国，企业家与市场制度要比劳动更重要，为了纠正过去几十年中极左思潮的毒害，矫枉须过正。而薛涌先生则认为劳动是第一产权，如果否认了劳动创造财富这一观点，自由主义的基石便受到侵蚀。
依笔者浅见，这场辩论的焦点在于劳动是什么？从原初意义上讲，劳动就是人们改变事物自然状态的活动，劳动是人生命延续的内在要求，如阿伦特所言，“一切劳动的特点正是留不下任何东西，它辛苦劳动的产物几乎在劳动的同时就被迅疾消耗掉了。”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并不能创造财富，它与动物的觅食并无差别，劳动是痛苦、劳累的，直到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的本性”这一说法，颠覆了几千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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