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之谜一直令全球经济学家困惑。本土学者对其驱动力提出的或许唯一有力的解释，是独特的地方官员激励与政治治理，而地方分权为地方官员的“GDP比赛”提供了基础（周黎安、许成钢等观点）。不幸的是，这一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即将熄火，或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
这些研究认为，中国既非联邦制，也非单一制，而是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制。中央以人事任命、升迁或降职来控制和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比赛。尽管在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地方财权遭到削弱，但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控制权，如土地分配、国有企业处置、制定本地的工业与财政政策等。地方官员依靠这些资源招商引资，通过出售土地获得资金投资基础设施。
现在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招商引资已无多大空间，因为中国几乎所有产能都已过剩，且成本还在不断上涨；依靠土地收入用于投资的循环也告终结，因为地产已经泡沫化，而可用土地日益减少。事实上，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也早已过剩，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和腾挪空间急剧缩小，但问题丛生。
这种危机感迫使中国推进转型，考核地方官员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多重目标，在经济增长之外，还有缩小收入差距、环保、民生、保护产权、创新等。但是，多重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比如重视福利与环保必定影响增长。过去创造中国奇迹的机制，现在成了问题根源，不改变体制而企图实现转型的努力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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