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过去，我无法不对自己当时表现出的幼稚和无知程度感到惊讶。但在受去年3•11海啸影响，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下属福岛第一核电站陷入“全厂断电”状态之后的两周中——这两周对我们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的国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心态。
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随着一场重大核事故一环接一环地迅速展开，日本正处于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机边缘。3月14日之后的48小时内，大难临头的感觉似乎尤其明显。首相办公室的官员们即便没有绝望，也已十分悲观了。3月14日晚间，时任东电公司总裁的清水正孝(Masataka Shimizu)开始致电政府官员，暗示该公司欲舍弃核电厂并疏散工人——这迫使时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Naoto Kan)采取果断干预：他气冲冲地来到东电总部，命令高管们不得弃厂。他还要求组建“敢死队”继续战斗，并向反应堆容器注水。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风险是何等之高。可我们并不知道，菅直人当时还指示日本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委员长、近藤骏介(Shunsuke Kondo)博士设想出“可能出现的最糟糕情况”。这份3月25日提交的意外事故报告设想，1号机组将发生氢气爆炸，继而引发一连串的熔毁事故。该报告预计，由此产生的辐射将令东京的中心区域不得不进行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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