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发生多起校车事故，造成学生死伤。灾难之后，舆论纷纷，政府也出台了相关规则，但这些舆论和规则却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究其原因，或许是没有看清楚中国现实只图清议之畅快，或许因为官僚而虚应汹涌民意。
对超载的追问，理所应当，但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对中国现实的不了解。正如有人说中国的，大城市和乡村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但在代表着富裕中国一面的“北、上、广”的地铁、公交尚且严重超载的情况下，如果脱离中国的乡村现实，要求乡村不超载，让孩子们宽松地坐到为成年人设计的座位上，这表面上看起来很美，但参照家长用三轮和摩托接送孩子的现实，就会发现这实际很难做到，甚至也无必要。
实际上，超载并不是事故的直接原因，纵然会使单次事故的伤亡人数增加，但分散到更加不安全的三轮车、农用车上，单次事故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发生事故的几率其实更高，积少成多，难道不仍是惨剧吗？
至于政府提出的“最高路权”，且不说“最高路权”的划定需要法理上的反复权衡和多方考量，仅就从执行角度而言，在城市道路上，救护车、消防车尚不能享受车流主动让道的特权。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公路上，路权，就更不是仅靠法规就能给予的权利。面对用自己生命来争抢路权的横穿马路的行人、违规的三轮，除了警车开道的特权车外，路权，更多的意味着拼命的丛林法则。面对这种现实，给予最高路权，不过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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