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美国政治人物、去年曾担任两党财政委员会联席主席的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发动了一场新的孤注一掷的改革运动。在欧洲陷入财政崩盘之际，鲍尔斯正悄悄呼吁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加入一个新设的“CEO财政改革委员会”，讨论该如何解决美国的债务难题——并防止美国重蹈欧洲的覆辙。
他的想法是，正如他所说的，通过让商界领袖参与到辩论中来，这可能会打破华盛顿目前的财政僵局，并减少美国陷入“历史上最可预测的财政危机”的风险；换句话说，在由政客组建的“超级委员会”失败的地方，CEO们或许（有可能）成功促成行动。或者他希望如此。
个人来讲，我认为成立“CEO委员会”不会真正很快削减美国14.3万亿美元的债务；因此，也不会影响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随着投资者纷纷逃离欧元区，目前美国国债收益率不管怎样都处于超级低位）。
但此举是一种有趣的迹象。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一计划标志着对传统政治的极度失望；这与“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或推使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等技术官僚上台的欧元区动荡源自同一种文化需求(cultural imperative)——尽管论调不同。从普通民众到CEO，人人都感觉到正常的民主程序存在缺陷，从而寻找其它——任何一种——程序。随着债务问题的加重，这种刺激可能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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