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月底到八月十七日，我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并参加台积电的董事会议，与朋友交谈，了解二十年来台湾社会有很大的进步。台北生活改善了很多，一般居民比从前有礼貌，乘车时也比以前懂得排队。这个改变部分是由于经济因素。台北便捷的捷运系统及高铁的建造使得人们通车、旅行时有较舒适的空间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住在台北的朋友觉得他们现在的生活比十年前还要快乐，而且他们大部分乐于居住在台北胜过北京。
当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设备，人们有秩序地使用公共设施的情况就会改善。我时常以我在1982年到广州中山大学访问时碰到的一个情况做例子。当我抵达中山大学时，我需要发一个电报通知我在武汉大学的主人我抵达的时间。我在中山大学的主人带我去邮局后，很热心地要帮我发电报。刚开始我坚持要自己发这个电报，后来看到邮局挤满了等着发电报的人群，自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好放弃，请这位朋友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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