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面临的三个历史难题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秦晓：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一文，我比较认同秦晓先生在提出全球“新均衡”的治理理念，但对“中国崛起”持谨慎乐观态度。

在可预见的未来，各国只有通过合作、互补、协商、有限度的冲突才能更好地治理全球性事务，如关注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金融危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贸易自由化等，甚至连一些国家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也会成为全球性焦点。最近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主化浪潮推动了这种有着全球性特征的新型事务的跨越式发展。

不可否认，全球化让中国快速地融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并分享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红利”，这是中国经济难得的发展黄金期，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中国崛起”也由此而起。但中国的历史却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崛起”的另一面。

“中国崛起”面临几个不可回避的历史难题。第一个难题：中国如何从几千年的皇权过渡到个人的民权上来。这与秦晓提倡“去中国特色，实现普世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上最能实现“个人潜能”的有效途径。专制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以限制最多数人的自由实现极少部分人的最大自由，这刚好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即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相反。无自由，不幸福。因此，专制连“功利主义”都不够资格，更别说什么“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之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