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这个拗口的书名，它的英文书名则更为直接和大胆——《Selling China》。我当时的《经济观察报》专栏编辑方军及时地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知道我正着手准备创作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史作品。
黄亚生在他的这本著作中，给出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成长的独特角度。他将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表现作了对比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也正因此，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境遇要可怜得多。黄亚生所依据的研究数据截至到1998年前后，他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某种特征。它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也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崛起故事有很大差异。在那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规模相继超过英国和德国，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如火如荼，黄亚生无疑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六年后的今天，黄亚生的第二本中文著作出版了，书名是《“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在这本书中，这位生性儒雅、而文词却不乏激烈的学者直接提出，“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中国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企业非公有化，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也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全球背景下的研究坐标中，黄亚生指出，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与数年前相比，黄亚生跳出了微观经济的范畴，而以一种更宽泛的政经视角来重新探讨“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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