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8日）
一
在昨日的早报上，就已经满眼是高晓松身穿红色囚衣的照片了。伴随着这位名人被拘入刑的消息，是对中国醉驾法规应如何执行的争论。
自最高法副院长张军恰在高晓松事发次日言及“醉驾并非一律入刑”后，针对此表态的分歧严重，不仅体现在民间意见领袖的文本中，也体现在学者、律师甚至基层法官的观点里。
包括机关报在内的中国媒体向两派意见均提供了表达渠道。5月15日，新华社一稿将争议提升到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高度，署名记者南辰认为，对醉驾入刑的标准理解“无疑应当出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立法权威绝不能动摇”，并引用《中国青年报》早前评论强调，此事“不适宜由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进行厘清”。
这篇主要讨论“司法自由裁量权”应该有多大的文章，得到了媒体重点推荐，而《人民日报》昨日的报道，则更多引用那些认为“打击面过宽不利和谐社会”的观点，强调“打击醉驾关键不在于处罚有多严厉，而在于是不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消除侥幸心理的效果而言，执法的严密性或许比严厉性更加重要。”
同于当天，据《京华时报》等报道，最高法已向北京市高院下发“慎重稳妥”的通知，要求可视案情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此前一天，《南方日报》亦曾引述东莞首宗醉驾案主审法官之说，称“已经收到国家最高法对醉驾入刑的最新要求，即醉驾入刑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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