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曾经想要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这样的经济学家或许就没办法再说“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了。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政治人物就开始在不可能存在确定性的问题上追求确定性的表象。
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若希望自己的声音在权力中心得到重视，往往会对这样的要求作出响应。他们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在伦敦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的Leverhulme讲座上，经济统计学家查尔斯•曼斯基(Charles Manski)对不合情理的“确定性”作了分门别类的阐述。
一个让人难忘的例子是“习惯性的确定性”，即一个准确性根本站不住脚的数字成为所有辩论的焦点。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会估计每一项有望通过的立法在未来十年内会对财政赤字产生怎样的影响。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数字的精确性过分了一百倍，其报告的数字精确到了10亿美元，而对主要立法而言，千亿美元的值域范围可能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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