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阿婆是个“精神病人”。去她家之前，我这样暗想。
因为至少在半年前，她打电话到报社找我，说有重要的事要向我反映。
我说能不能先在电话里告诉我是什么事，这样我就可以判断有没有新闻价值，然后决定要不要去。
周阿婆坚持，在电话里她什么都不能说，一定要当面谈。
我当时就在想，又碰到一个“精神”可能有问题的人了。这样的事情我不是第一次碰到，从事记者工作八年来，很多人固执地通过各种方法找到我的电话，反映他们的冤情。
然而，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样的“重要事情”见得太多了。决定去采访之前，是要考虑到采访的时间成本和效益，没有新闻价值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但很多时候，我无法拒绝这些人的执著，和对我——一名人民记者的高度信任，甚至有一个老人希望我把他的问题转给温家宝。
前年，也是一位上海的老人，无数次地打电话要我去采访，他反映的是1952年他遭受的一场不公平待遇。
在内心里，我真的不想浪费这时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完成报社的工作量，要出更多的好稿以讨得领导“不值钱”的表扬。
后来我拗不过去，就去老人的家，陪她聊了一下午。承老人的信任，她认为我这个“名”记者，一定能帮她解决问题。她希望我能写个信或者想什么办法给温家宝，或许这事就能解决。
陪老人聊了一下午，她的心情似乎好了些。出门后，老人隔壁的邻居阿婆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估计她心里在想：这个年轻人，怎么会和一个神经病老太婆一聊就一下午呢。
我赶紧解释一句，“我是记者”。阿婆“哦”了一声。
我得补充这一句，不然别人会误以为我也是精神有问题。
这样的事情多了，我有时也怀疑自己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不是精神有问题，为什么要为这些没有任何新闻价值的事情，听人唠叨几个小时呢？
我有时也会拒绝别人。当一些不停地打电话给我反映问题的人听到我的拒绝后，会对我非常失望。为此，我总是会难过上好几天：人民对你这么信任，你却对人民的呼声无动于衷！你还是一个称职的记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