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演讲中再度指出，“中央银行保持对利差的适当管理，将有利于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周小川指出，危机之后一些欧美国家抱怨本国金融机构在经济复苏期间出力不够，这凸显中央银行应该给金融机构提供正向激励体系的必要性。
这一演讲承接了他在2009年11月20日的演讲。周小川当时就指出，从这次危机来看，利率过低会影响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并导致银行选择发展其他非信贷业务，利差还得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发展中国家在利差方面应保持一定的水平，因为利差过小会影响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获取利润的动力，会影响银行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
易纲的思考
2009年12月，现任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先生出版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在书中，易纲说，“我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但近来我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
书中详细开列了易纲的“困惑”。他指出，推动利率市场化，也就是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会产生银行业之间的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易纲认为，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的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是利率市场化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此外，易纲还指出，发展中国家由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一个“金融约束”阶段，也就是用政府“有形的手”为金融业发展一个涵养期，通过价格和市场准入管制，培育微观机构竞争力。在一定时期内维持适度的贷款存款利差，可以为提高金融业竞争力赢得时间。
可以说，以上周小川先生和易纲先生的思考，代表了危机之后中国央行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思考，那就是搁置利率市场化，继续“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利率管制，维持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利润。这可以总结为是危机给中国央行的“经验和教训”。
两位中国央行掌舵人为利率管制辩护的逻辑，是成立的么？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维持利差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在笔者看来，是对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误读。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维护银行业利差，保持对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涵养，还是从实际负利率对储户利益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看，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已经是当下就应该做的事。
诊错病、开错方
一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对此进行反证。
的确，虽然美联储启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货币创造”，充裕了市场流动性，但美国银行体系并没有将此转化成“信用创造”，实体经济信贷规模的确在持续萎缩。美国占信贷总量超过40%的居民房屋抵押贷款，已经从2008年至今持续8个季度萎缩；居民消费信贷至今已经连续7个季度下滑；工商业信贷规模已经比峰值减少了25%；小企业信贷总量已经连续6个季度下滑……
这是由于利差水平不足引起的么？是由于零利率、存款成本低廉，银行没有动力去发放信贷么？
完全不是。实际上恰恰相反，美联储创造的接近零利率的水平，大幅放大了美国银行业整体利差水平。根据统计，在新世纪，美国银行业整体利差水平在1.5%左右，2006年时依然不足2%。但危机之后利差水平持续攀升，2008年第四季度至今已经连续维持了多个季度在3%及以上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