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支持建设大社会(Big Society)的理念了。但正如老话所说，我们不应该从这儿开始。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彻底拔除病根。但要建设大社会，让政府不再仅仅充社会失灵后收拾烂摊子的角色，我们需要将早期干预政策置于核心地位，这进而又会为商业与金融创造一个重要的新角色。
两周前，英国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大臣弗朗西斯•莫德(Francis Maude)谈到一个案例：仅两个家庭的三代人就花费了纳税人3700万英镑。在太多情况下，政府将资金拿去解决酗酒与吸毒、破坏公物、犯罪、教育不良及养老福利等问题上。但这类支出常常达不到预期效果，所以这些问题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不停地重演。
实验表明，正确的早期干预可以纠正这种循环。伯明翰市投资4100万英镑，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帮助面临危险的家庭，最终在改善儿童出路方面节省了1.01亿英镑资金。研究显示，每投入6000英镑到面向少女妈妈的家庭护理合作计划(Family Nurse Partnerships)，日后就会在失业与教育失败方面节省1.75万英镑。毕马威(KPMG)估计，针对认字与数学能力最差孩子的密集教学计划，政府每投资1英镑，可能会节省多达19英镑。如果按比例扩大，这类政策可能会对英国的结构性赤字产生深远影响，因为这些赤字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未来的社会失灵埋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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