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承担得起我们目前的金融体系吗？答案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是评估改革设想的必要条件。人们越意识到这些风险，就越明白激进式改革是更安全的选择。
人们太在意纾困的直接成本了。英国央行(BoE)的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著有数篇关于此次危机的杰出论著。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些成本可能占到英美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然而，真正重要的成本是衰退和公共债务大幅增长带来的成本。如果衰退期间的全球产出损失有四分之一是永久性的，这些损失的现值可能高达全球年产值的90%。
怎么会这样？非常简单，金融业已经变得规模更大、风险更高。英国的情况就很有戏剧性——过去40年里，银行业资产占GDP的比例从50%大幅增长至550%以上。资本比率大幅下降，而股本回报率变得更高更不稳定。正如霍尔丹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杠杆比率是股本回报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杠杆比率上升也解释了银行业回报水平和波动性的原因所在。最后，银行业集中程度也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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