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国庆前夕，52岁的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来到山东的淄博、潍坊和青岛检查工作。她穿上了金黄色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鼓励大家大胆穿时装，打扮得更加漂亮。淄博的市委书记和山东纺织工业厅的厅长、淄博市副市长也一起应景穿起了西装。吴文英说，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繁荣，都带来服装革新，现在国家支持穿漂亮衣服，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人民打扮得更美。吴文英身体力行地履行“领导要带头”，并且说“不要用五十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八十年代的穿衣问题，更不要以土自居。社会上还有一种旧习惯势力，要顶住他们的闲言碎语。”
这一年不仅是衣着，整个国家也开始提倡消费和鼓励消费。官方说这“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而且也是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截至1983年年底，全国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已经达到了890多亿元，其中农民的储蓄存款达到了319亿。
纺织品就是一例，不仅是衣着用料，国家还鼓励拓展新的消费领域。中国的人均纺织品消费量在前一年还不到美国的1/4，《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说，由于消费的水平低，已造成了棉花过剩。1984年，中国的装饰织物仅占纺织品总量的7%，大多数还是衣着用料，而且数量、质量和花色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曾经一直提倡社会主义简朴和节约的中国现在开始鼓励工农成为大方的消费者，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做法也提出批评，一位副总理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们还怎么发展我们的纺织工业？”
但影响消费的不仅仅是人们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商业体制的不合理也是影响消费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已经与现在刚刚开始的商品经济社会显得矛盾重重。消费的需求正在日益高涨，但彼时的中国，到处是买难卖难的局面。高档家用电器供不应求，一些名牌产品不仅需要“凭票购买”，甚至还需要漏夜排队。在这年全国轻工系统定点厂电冰箱展销会上，居然有2000多人在前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就排起了队，为的是第二天能买到广州冰箱厂的万宝牌冰箱。为了维持秩序，公安部门甚至出动了120名的警力。
第一个买到冰箱的是北京市第二服务局的伊凡，他渴望着在5月中旬结婚前能买到一台万宝。他为了这台冰箱付出的努力是排了2个晚上的队。另外一位消费者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一厂的陆渝丰，也是排了两天两夜的队才买上，为此他发动了父母和女朋友一起轮流排队。
另外一个也同样来自广州的产品五羊牌洗衣机也受到了如此隆重的待遇，排队的长龙多达三四百人，不到一个早上，漏夜排队的人群就把这次参加展销会的300台五羊牌洗衣机抢购一空。
中国消费者的热情几乎让一些厂家无法招架。广州冰箱厂在1984年举办的次年度订货会上收到的订单，如果以次年计划的生产能力来计算，起码得生产20年。订货会到了疯狂的地步，报到台两次被挤倒，甚至有订货单位愿意以外汇、零售价格购买，还有人主动要求愿意搭配别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