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指出，要保证私营工厂每年获得10％、20％到30％左右的利润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拿下中国大陆。当时，共产党人并非笃定要实行计划经济。就好比，如果国民党人取得了胜利，就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吗？
共产党干部的待遇是计划经济的，是军事供给制。1950年7月，财政部规定对供给制干部实行小包干，生活费和津贴费一律折米供给，分大中小3种标准，大灶每人每月折米130斤，中灶165斤，小灶225斤。当时彭德怀奉命进京商议志愿军入朝参战事宜，不与夫人同吃，因为彭可享受小灶，夫人只能委屈中灶。1952年7月起，各级政府干部津贴分为29级，并实行工资分制，最高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工资分为1006分，最低区县勤杂员为85分。在关内每一工资分合实物的数量为：粮食0.8斤，白布0.2尺，食盐0.02斤，煤2斤。到1955年7月，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才完成。
但中共经济高层还是有市场经济概念的。1950年1月21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的名义回复了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副行长兼人保总经理胡景沄一封公文，原文如下——
“关于处理中国保险公司事，所拟将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改隶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以利用其开展海外保险业务。经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中国银行所设立，且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其领导关系的变更须经董事会决定，目前新的董事会尚待组成，故仍暂维现状，俟董事会组成后再作考虑，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员工愿和国家保险公司靠近，我们可加强争取团结教育，利用其多作些业务……”
这篇公文不过300字，却清楚地表述了共产党人尊重资产所有者权益的理念和审慎的态度，展现了拒绝急功近利的氛围。
中国产物保险公司隶属于中国保险公司，系由中国银行1930年代全资创办。中国银行前身是1905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官商占股各一半。1927年蒋介石来到上海，在宋子文和孔祥熙交替打压下，到1940年代，中国银行的官股几近98%以上，应属共产党人所说的官僚资本，其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亦当如此。
解放军进城，共产党人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却因中国保险公司的母公司“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只是一丁点的私人股份，而放开一马，堪称稀奇。甚至，6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对于所有者权益的尊重，也不过如此，时有侵害。
这与当时中共高层的思路是相符的。之前，1949年4月刘少奇发表天津谈话，说：“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
在中央高层，对私营企业的存在，对公私合营的进程，都还有着长期打算。1952年6月，陈云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指出：“三害”和“五毒”（即三反五反）已被大量扫除出去，这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正当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保证私营工厂按其资本计算，在正常合理经营的情况下，每年获得10％、20％到30％左右的利润。
陈云这番话虽然是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手段来保证市场经济主体的利润，但其出发点是要保留私营企业的，至少是一段时期。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几年后形势急转直下，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疾风暴雨般杀来。就像共产党人没有预料到蒋介石这么不经打、祖国河山呼啦啦仅3年就插满了红旗一样。
毛泽东是又喜又愁，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一天吃5顿也行
在农村合作社如火如荼之时，城里的公私合营也高歌猛进。火焰高涨，片水不留。1956年1月16日《北京日报》用诗一样的语言报道——
“在1月15日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被飘扬的红旗和欢乐的人群淹没了，在数不尽的笑脸和金色喜字中间，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战士、学生和资本家，一起高歌漫舞，同心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益昌帆布工厂经理王先兆代表全市被批准公私合营的17000多户工商业者，感激毛主席教导他们认清了前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尽情地歌舞吧！尽情地欢笑吧！让我们首都人民永远记住1月15日这个日子，让我们用这一胜利时刻激励自己，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北京用10天时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上海怎么办？1956年40岁的资本家荣毅仁1月15日在上海市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上说：“全市工商界要在本月20日以前联合起来，一次申请公私合营，并且要求政府一次批准，来个满堂红。”
1月21日下午，上海50万人冒雨集会游行，庆祝上海进入社会主义。面对记者，荣毅仁指着自己的孩子说：“他们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20多年后，1979年，荣毅仁建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出任国家副主席。再20年，荣家长子荣智健被媒体举为中国首富。
当时人们热情高涨呀，以为天下之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所不能。
比如对于麻雀，对于深翻土地。195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等文件。于是全国人们满房顶、满田野、满世界地打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对于耕地，要求在两三年内全部深翻一遍，且每3年轮翻一遍，深翻的标准是1尺以上。
后来人们发现，麻雀还是有益的，于是替换为臭虫，但这四害至今未除；人们还发现，深翻土地并不能增产粮食，且闹得水肥流失、损害环境，现今流行的是免耕法。此是后话。
大跃进来了。1958年2月，薄一波提出钢铁企业的生产指标是620万吨，比上一年的535万吨提高19％。3个月后中央政治局把指标提高到800万到850万吨。6月，国家计委《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正式提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到了8月，农业收成的卫星一放再放，毛泽东说服大家赞成1070万吨的指标。几个星期后，毛又提出1200万吨的最新指示。
粮食最热情地响应了号召。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早稻亩产36956斤，但16天后“第一”就被湖北长春社中稻亩产43869斤抢走了。再过7天，广东省连县又放出中稻60437斤的卫星。稻谷亩产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
毛泽东是又喜又愁。8月4日，毛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对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夏天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拿11亿斤，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办大学中学。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斤。”
尽管毛泽东喜上眉梢，但在内心，他是相当焦虑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一个内部讲话，毛警告说：现在讲点黑暗，准备大灾大难……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疯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打起仗来无非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7月 ，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北京与中国进行了3天会谈，期间，毛泽东并没有向赫鲁晓夫通告解放军将对金门进行炮击和封锁。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这个行动引起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大规模部署海空军，还促使赫鲁晓夫决心取消刚刚在一年前签订的核武器技术协定。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高层为什么急剧地向计划经济转轨？这中间当然有毛泽东本人的焦虑，但也有共产党人整体的热情所致。50年后，世行副行长林毅夫这样解释——
“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他们掌握的知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而中国的条件是，只做这样的赶超，市场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样配置资源的，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与此相匹配的组织，哪种成本价格最低呢？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于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讲，当然代价很高，不好打交道，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或执行命令和计划，当然成本较低。”
江青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了
“文革”十年，是中国计划经济的经典十年。导师一挥手，万众紧跟上。只是，在有限的对外交往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时有发生，令今人洒笑。
1968年6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以急件发出《关于对出口运输保险一律不保罢工险的通知》。尽管“文革”了，但中国对外贸易不能完全阻断。而做贸易有两个东西不能少，一个是法律，一个是保险，罢工险是其中一个常规险种，中国人为何必欲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