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之际，回顾一下民意在国家体制内外的作用和角色，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就国名而论，其中均含有一个“民”字，因此都有突出民意在政治体制中的含量之意味。新中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中华民国在民意上的失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属众望所归。
民意或者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的定义素有争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大致地将其表述为普通民众基于自身利益而形成的需要与感受。民意中既可能有比较深层的价值观和理性意识层面，也有比较浅层的动态信息反应与情绪层面，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视民意为宝贝，也有人认为民意如流水。但需要指出的是，公众意思，与被感知和应用的公众意思，是两个不同的类型，前者是客观的民意内容，后者是被人们感知的民意内容，而民意能不能被感知，则和民意表达渠道的可用性与丰富性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民意表达与传达模式的区别，我将政治体制中的民意大致地划分为三个类型：经验性民意——政治精英在个人与群体的切实经验中体会与把握民意，从而在其政治主张中把民意洞察很好地表述为特定政治力量的立场与政策；拟制性民意——政治精英假定自己能够很好地甚至先定地代表了民众的根本利益与需要，从而将自己的主张与民众的需要等同，并可利用政治资源操纵民众意志，强化自己主张与民众需要一体化的逻辑；验证性民意——政治精英意识到民意是需要发现与寻找的，而民众的需要与意愿也是需要表达的，政策与政治方针的实际落实成效可能与以前生成的民意代表存在落差，因此需要继续评估公众的获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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