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蒋黎，1925年出生于四川，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曾任武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与 一支解放军护送银元至江汉解放区行署，在中州银行江汉分行工作，解放时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后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85年离休，曾任总行金 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金融管理司副司长等职。1991年至2000年任《中国金融年鉴》编委、副主任。
没想到85岁高龄的蒋黎先生和我们侃侃而谈了整整一上午的中国金融。
他原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金融管理司副司长。少小家贫，6个兄弟姐妹仅存他一人。后读武大，创社团、写文章、搞学运；入解放区，始办银行业务，行程800里独自受命运送黄金十斤……而在众多历史片段中，尤以建国前后蒋黎先生参与统一财经工作和改革开放之初研究金融体制改革两段亲身经历最为宝贵。
越谈至深处，越让我们感受到个人史与国家史的不可分割。即便看似枯燥，满眼数据模型的金融业，到了深处，也无不可化为一段段真实的历史，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们将与蒋黎先生的访谈作为FT中文网“见证中国（1949-2009）”专题中口述史系列的第三篇。
“6个孩子只剩下我”
田毅：蒋老，能谈谈您小时候家乡和家庭的情况吗？
蒋黎：我1925年出生于四川郫县，过去叫崇宁县唐昌镇，从我家到崇宁县40华里，到成都80华里。当时家乡贫穷落后，农业为主，都是小农经济，农民自己有两、三亩地，或租地主几亩地交租子，有的给地主打长工，但地主的规模都不大。商业主要是小商贩，靠肩挑背扛手推。全县几乎没有工业，连手工业比如做布鞋的都没有。县里没有初中，只有两个小学。基层政权是国民党统治，有党棍，还有地痞。
当时经济水平很低生活很艰苦，可以说没有活路。我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小商贩，40岁前后都去世了。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几个月或几岁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个，现在活到85岁确实非常幸运。当时疾病流行，无医无药，流行肺结核、脑膜炎、霍乱，当时没西医，只有中医的小偏方乱吃一下。
(1950年，蒋黎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时的留影。)
我在崇宁县上的初中，每周末步行过去。1943至1944年在成都树德高中，后来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
风云学生运动
田毅：当时很多大学都迁到内地了，比如西南联大，那武汉大学在四川吗？
蒋黎：对。那时全国一大部分地区都被日本占领了，武汉大学也迁到了四川乐山。当时经济系要学经济学、外语、货币银行、会计学、财政学等。我在武汉大学的前两年还读了些书，后两年就主要做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