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谈特谈亚洲新兴中产阶层，以及发展基于国内消费的新模式。迄今为止，也仅止于清谈。明摆着的事实是，纵使亚洲新兴城市那些零售商场令人眼花缭乱，该地区对外国需求的依赖却有增无减。
10年前，当亚洲处于自身造成的危机之中时，出口占亚洲产出的37%。那次危机暴露了亚洲对外资流动的过度依赖，为此，亚洲各国增加了制造品的生产。10年后，出口在亚洲产出中占到47%。
亚洲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大，这点一直被掩盖。在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消费显著增加；人们把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又把摩托车换成了汽车。但消费一直落后于整体经济扩张的脚步。尽管人们在国内消费，但政府却更加大手大脚地把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花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称的对美国国债的“无利可图的债权”方面。例如，家庭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降至35%的低位，而上世纪80年代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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