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金融稳定事务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指出了银行对其应管理的风险的理解有多么的少。他将这些失败归咎于“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指倾向于低估风险)、缺乏对“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从一家机构对其它机构的溢出效应)的认识以及“不协调激励措施”(misaligned incentives，对员工有利，对股东和纳税人不利)。
此次危机过后，我们肯定“不会那么自豪地看待金融，就像1925年邱吉尔所渴望的那样。市场将制定严酷（即便是暂时的）的纪律。监管也会加强。
不太明确的一点是，决策者是否将考虑结构性补救措施：将多功能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分离；或者被迫缩减被视为规模太大或关联性过于紧密而不能破产的机构的规模和复杂性。有人可能还会设想，随着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大量银行业活动将回归本国市场。如果这样，将出现“放松全球化”(de-globalisation)。
此外，邱吉尔还要求工业要变得“更知足”。然而，短期来看，金融体系的崩溃正带来相反的结果：全球性工业下滑。此外，这正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许多行业正大声呼唤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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