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特朗普开启美中贸易战以来，中美两国海关进口关税的协调与冲突就一直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坎”。中美相互展开关税制裁不仅存在于疫情期这一特殊时期，在疫情后也没有缓和的迹象。此前的2000年10月，克林顿正式签署予华PNTR法案，对华关税豁免在美国同意中国加入自身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有极大的分量，可以说PNTR的签署是中美建交后两国政治互信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在2017年12月，中国被特朗普界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实质性逆转。
这种逆转带来的后果是中国诸多商品面临长期出口壁垒，中国经济加速走向“内卷”，尤其是出口型企业，要不选择看不到头的价格战，竞争特定的商品出口市场，要不选择“出海”开拓，接受新的不确定考验。因为中国长期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美相互祭起关税制裁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美紧张关系传导到社会层面，导致中美出现明显的“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政治情感酝酿与激化。
关税战在深层次上动摇了中美两国起初以经济相互依赖塑造政治互信这一相对成熟的路径，尽管双边贸易依然在中美关系中占据较大分量，但其关键性与战略性已经远不如克林顿与奥巴马时期。时下，美中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关税在实际中的影响力并没有理论上那么消极（即中美依然保持超6000亿美元级的贸易额），但中美两国政治精英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中国政府使用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方则采用“民主对抗威权”这一措辞，中方强调美国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带来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而美方则偏向界定政治对抗和采取技术围堵，比如以关键技术的“小院高墙”措施推动中美关系竞争和冲突，并在人权与意识形态等方面升级对中国的指控。疫情结束至今，中美围绕芯片、高等级计算设备、人工智能产品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一系列冲突深刻地改变了中美关系走向，两国在产业领域的竞争与相对分离亦随即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