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策工具和中介指标的不同，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有两种主要类型：数量型和价格型。
前者以货币数量为中介指标，主要通过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调节基础货币数量，从而影响宏观经济；后者以利率为中介指标，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手段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财务成本和预期，进而改变其货币需求和行为，实现政策意图。
理论上，量与价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当数量没有处于合理区间时，价格传导机制就会出现问题；同样，不考虑价格因素，也会影响数量型工具的效率。货币调控方式的差异主要在于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上的分歧。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只是不同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选择，并无绝对优劣。
1.数量指标有效性下降
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是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同时也很重视发挥价格型工具的作用，处于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型期。
1984年，中国正式确立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而专门行使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等职能。当时的货币政策调控中介指标主要是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1993年，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开始逐渐过渡为以货币供应量为主，但同时控制现金发行和信贷规模。
1998年，央行宣布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并重启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介变量，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最初是以M1和M2为中介指标，此后逐渐以M2为主要中介指标。
2009年开始，M2和GDP、CPI的关系越来越弱。主要原因是：第一，M2的界定和测度越来越困难。M2= 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但电子业务和金融创新使得M2和M1之间可以自由转换，理财产品使得银行存款出现漏损，冲击广义货币，这使得各层次货币的统计更加困难，削弱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第二，央行对货币数量的掌控力下降。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取决于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和对货币乘数的准确测度。教科书说，货币乘数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倒数，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通过同业渠道进行类信贷业务，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与流动性的关系被削弱，对货币乘数的测算越来越难。第三，货币流通速度和需求变得不稳定。根据费雪方程MV=PQ，通常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供应量M的变动会引起物价水平P和国内产出GDP的变动。但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脱实向虚”等问题，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GDP/M2）开始下降，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和物价水平之间的相关性降低。
随着以M2作为中介指标的有效性逐渐下降。央行在2010年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并在2011年开始公布季度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GDP和社融增速之间存在相关性，且GDP的变动滞后于社融增速。2015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开始公布社融规模存量数据，M2和社融规模共同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进行货币政策调节。也正是在这一期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首次提出利率走廊，并确定7 天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为货币市场利率走廊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