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美国大选之年，美国总统拜登以反倾销为由又发起了一轮针对中国部分商品的反倾销行动，这次重点是钢铁、铝、电动汽车、太阳能、锂电池、船舶等。最近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所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中国产能过剩所造成的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这是中美战略竞争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最新较量。
除了中美战略竞争，当下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另一股主要力量是供应链智能化升级，前者左右全球供应链布局和结构、乃至各国经济利益消长，后者提升供应链效率并改变生产、物流和产业运转方式，这将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崭新篇章。本文我将从四个方面来讨论全球智能供应链构建和中美竞争的相关问题，其一，二战后全球供应链形成背景及重构动力，其二，智能供应链的核心技术、及其对人才和资金的需求，其三，中美战略和科技竞争对供应链的影响，其四，在这个大趋势下中美各自可能的机遇和挑战。
一、 全球供应链：形成背景及重构动力
当下全球供应链的构建始于70多年前的二战结束之后，战后和平红利、以及发达国家的成本上涨（包括制造和物流成本、环保成本等）是全球化的大背景。全球化之前的传统产业链是高度垂直整合的。一家公司，从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到最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大都由自己控制。产业链即使包括其他公司，大部分采购合作也都在本国完成。
1950年代，美国资本家为了追求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和新市场，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他国家。一些龙头企业细分产业链，把一部分环节外包给一些劳动力成本的低洼地。由于日本劳动力质量很好，成本也较低，政治环境也较为可预期，于是成为美国产业链外移的首选。在战后再次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快速提升，相应的成本也逐渐上升。之后，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就成为产业外包之地，出口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可见苏美冷战时期，美国供应链仅布局在与自己意识形态接近的友好地区之中。
80年代底，苏联及其领导的华沙条约体系崩溃，冷战结束，从此世界由美国单极领导，消除了冷战边界的全球化开始了，部分原华沙条约地区及中国等都被逐渐整合进全球供应链之中，到处洋溢着西方自由主义胜利的乐观情绪。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西方政治体制、价值观及其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其二是自由主义经济规则和秩序，包括较少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及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元素。
由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大都由华人主导，他们于80年代把部分产能向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陆转移。以此为契机，中国大陆逐渐进入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格局之中。90年代中期、特别是中国于2001年进入WTO之后，欧美国家企业也直接向中国大举投资，把供应链拓展到中国。
发达国家投资全球，输出技术，降关税，开放市场，给后来加入全球产业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参与全球良性经济循环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依凭其人口红利建立了大量工厂，产品出口也自用，慢慢沿着价值链往上攀升，各个环节都在追求技术和效率的提升。这个过程还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产业链附加值“微笑曲线”现象，即从事研发和在发达国家从事销售附加值比较高，而制造业附加值比较低。近二十多年，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目前制造业的附加值占全球制造附加值的比例超过31% ，其国内仅消费了约13%制造价值，在世界上形成强大的经贸影响力。目前中国的制造产能仅约七成在创造价值，还有约三成闲置产能，有些产业的闲置产能甚至超过50%。
自由主义全球化虽然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但也内带致命缺陷，逆全球化的因素和力量一直存在，最近十来年这些力量变得愈发强大和聚集。首先，西方政治体制、价值观和秩序一直受到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质疑和抵制，而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也仅被部分接受。其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劳力成本、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在上升，同时，其生产率也在提升、较高端的产业逐渐成长，因此和原来占领高端市场的发达国家形成竞争，即“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就中国这样体量巨大、工业体系完备的国家来说，其某些中高端产业与发达国家竞争，而其中低端产业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竞争，零和博弈分量越来越重。
其三，在产业链外包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受损的群体越来越大，比如丢掉了制造业工作的工人，他们的不满情绪一直在集聚，成为发达国家内部越来越显著的政治力量。其四，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使它的创新能力下降，例如失去了与上游原材料的对接能力，导致关键矿物受制于人、以及新材料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下降。还有由于研发团队与制造业的距离，产品创新的速度和迭代能力也下降了。另外，制造业本身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大领域，当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之后，他们的制造机器升级速度就慢下来。而从事制造业的国家，其相应创新能力就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