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多一点以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哀叹，对全球化抱着自满心态是危险的。1919年，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这本书中指出，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伦敦人可以一边坐在床上啜着早茶，一边打电话订购世界各地出产的各种东西，他尽可以想订多少就订多少，并且有理由期待这些东西会被及早送到他家。”
他（在当时，经济学家们假设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男性）可以“试水把他的财富投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领域和新式产业上”，“只要他想，可以立即借助廉价且舒适的交通方式前往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气候区，不用办理护照或其他任何正式手续”。而且，这种情形是“正常、确定和永久的，除了有待进一步改善”。
因此，“有关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及文化竞争，垄断、限制和排外的计划和政治不过是他日常所看报纸上供人消遣的话题”。说白了，人们已经完全把全球化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一般对此不作多想，总以为人员、资金和物品的自由流动会长久持续下去。战争看起来就像是往昔岁月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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