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对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测。我生怕猜错了有负众望，蒙对了沾沾自喜，于是给出了一个碰瓷式的回答：很可能是经济史学家，也可能是研究治理或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原因很简单，增加概率的办法就是这个原则：“越来越重要，但以往获奖尚少”。因此，当我在新闻中看到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名字，回过神来猛然发现她女性经济学家的身份也符合上述标准——女性越来越重要，而且之前只有两位女经济学家获奖。如此说来，此奖非她莫属！再加把劲，我这一年一度的碰瓷兴许就变成中了头彩，真大功告成了。而且，2022年3月，笔者时任副总编辑的《北大金融评论》还就老龄化的话题采访过戈尔丁教授。戈尔丁教授年少时的理想是考古。所以，长期观察但很少追风谈诺奖话题的本人，也试图就此略作一些考古式的理解。毕竟，谈论她具体研究成果的文章已经足够多了。
在我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堪称一份“少数派报告”（此处借用了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迪克的书名，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也根据小说改编拍摄了同名科幻电影）。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身边各种预测几乎没有人提及戈尔丁。
“少数派”的经济史学家
“少数派”首当其冲的是戈尔丁的经济史学家身份，而不是劳动经济学。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该奖一共颁发了55次，共有93人获奖，这次是经济史学家第2次获奖，但戈尔丁却是其中的第3人。因为之前是两位经济学家共同获奖——1993年，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基于“对经济史的贡献”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福格尔正是戈尔丁的恩师，戈尔丁的博士论文《美国南方的城市奴隶制1820-1860：一部量化的历史》也与福格尔的研究一脉相承。从这个师承关系梳理其学术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理解“少数派”的深意。
由于70年代开始的对奴隶制生产效率的经济史研究，福格尔长期被指责为南方奴隶制唱赞歌，如今看起来更是“大逆不道”。因为他石破天惊地发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出35%。而且黑奴并非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平均意义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但福格尔的研究是中立的，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他认为评价经济制度的标准不仅是效率，也包括了道德。奴隶制被终结，不是因为它的体系不能有效率地运作，而是由于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们要求从政治上消除这种不道德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