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吸引外资参与市场经济是中国繁荣的一个关键。
先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1992年春天，广州宝洁销售部梁静波被派往上海，为宝洁上海分公司成立办理相关手续。这是宝洁进入中国的第五年，在经历了前期的起起伏伏之后，宝洁产品逐渐在全国市场上推广开来，整个过程非常艰难。
梁带着宝洁的样品一路北上来到上海，想要在注册之余再和潜在的经销商聊一聊，就约在了浦西的百货大楼里见。然而，双方话还没有说几句，突然一队执法人员赶来，严令喝止了他们：“你们这是违法的，这是违法交易。赶紧走，再不走，就把你们抓起来了。”一听这话，吓得他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回到广州，梁把上海设立分公司的困难报告给了上司。他们知道要想避免相关问题再出现，必须拽上政府的人。于是广州宝洁总经理立刻拜访了广州工商局局长，希望可以随行一同前往上海，说服上海工商局允许宝洁在上海注册。这多少有点找后台靠山出面的味道。
广州工商局局长随着宝洁一行人来到上海，向上海工商局方面介绍了宝洁在广州成立合资公司，并且已经在全国进行销售的情况，并且允诺未来上海公司到广州设立分公司，必定也会有很多宽松政策。在广州工商局局长的加持之下，宝洁最终在1992年8月完成了在上海的注册，在那个年代合法地开始在华东地区的销售。
和很多人对于外资的感受不同，很多人往往认为外资开拓中国市场是带着特权、含着金汤勺来的。真实情况是，在最初开拓中国市场的时候，这样的遭遇屡见不鲜。因为每个地区对于开放政策理解以及执行程度相差甚远，在广州跑通的事情，在上海是不行的，在上海可行的方法，到北京又要换一个思路。这和我们今天对于“高大上”的外企认知也是一个天差地别。毫不夸张的说：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也是一部外资在中国艰难生根、缓慢发芽到蓬勃发展的大历史。
本文，笔者将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谈起，致力于通过对改革开放中吸引外资的历史性回顾，思索中国国运与外资发展的关系，也力求证明国际国内 “双循环”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整个回顾和总结可以概括成四句核心观点：其一，本质上改革开放史就是招商引资史；其二，事实上WTO规则推动中国拥抱世界；其三，案例显示外企将中国蛋糕变成中国成就；其四，结论是外资沉浮影响国运。
本质：改革开放史就是招商引资史
当我们探索这个历史大脉络的起点，或许需要从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文件谈起。这份文件创造性的地提出了 “三来一补”的企业贸易形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与“补偿贸易”），以吸引外资来华进行加工。
而更大的波澜注定伴随着体制改革号角汹涌澎湃。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决议》，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全新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时期。但是这个篇章的开头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华丽，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对于外国投资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不仅行业和参与类型有限制，就连投资地点也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
直到半年之后的1979年7月，人大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允许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同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也就是说，外资在中国的发展是从“实践先行”到“政治确认”再到“法律支撑”的三级跳起步，之后才有了后面的蓬勃大发展。
至今我们很多人还记得“利用外资”是很长时间内一个重要的新闻关键词，也是地方领导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语，由此引发全国特区、城市新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外资”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个既正面，又进步，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积极词汇，这个外部力量的输入无论给打工者、商人、公务人员甚至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回顾感性的认知，理性看待外资对中国影响，也是这篇文章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中国最开始的外资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港澳台商，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者，扮演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键桥梁与窗口角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批外资来自香港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来自香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也是由爱国港商霍英东投资的，据说当年霍英东还捐赠了三辆劳斯莱斯，中国当时最豪华的轿车，给广州白云宾馆迎接伊丽莎白使用。当时，比邻香港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港商窥准时机，第一时间带着资金、技术把制造业北移，从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开始，向东莞、广州等地区迈进，之后又参与缔造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
图1：霍英东捐赠迎接伊丽莎白女王的劳斯莱斯
服装业港商徐百弟忆述：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的平均工资为人民币70元，相当于一个香港工人的百分之一，由于成本相差太大，再加上大陆地方政府提出许多优惠政策，尽管政策本身并不成熟，许多港商也愿意冒险北上投资。这是一个真实的功利性叙述，不过不可否认背后依然承载着港商对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除了商机之外，港商选择北上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情意，不忍心看到家乡贫穷落后。
手袋厂商林晖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在东莞投资，就是因为他看不得家乡破败，希望把工厂搬回去，带动家乡经济发展。也有浙江籍的港商在八十年代后期逐渐搬到长三角，如著名的田元灏、唐翔千家族都是纺织业的翘楚，在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后回乡发展。自此，港商踏入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建立起了两个繁荣的经济圈。
再看台商，台商进入大陆要晚于港商，大部分台商是在1988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之后才开始不断来到大陆，特别是在祖籍福建沿海省份进行市场探索。从那时开始，“爱拼才会赢”的台商精神也逐渐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1988到2018年间，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多达10.58万个，累计使用资本674.6亿美元。如今在大陆有超过3000家专卖店的北京捷安特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捷安特董事长林清感慨道：“改革开放是一辈子难得有的机会，幸运的是我们台商把握住了，实实在在受益了。”台商更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了大陆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方，这和当时台湾政府的宽容默许也有一定关系。总体而言，港澳台甚至全球海外华侨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巨大，这确实也值得我们大陆同胞感恩和道一声：谢谢！
基于以上让人感动的故事，我们在再算算账看看外资的参与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支持力度有多大。
先看一组数据。根据《2021年胡润中国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榜单》， 前100家外资以及港澳台企业在中国直接雇佣超过250万员工，总体销售额达9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6%。外资企业虽然在中国只占2%的市场主体，但却带动了4000-4500万人口的就业，是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1/10，贡献了1/6的税收以及超过40%的出口。
图2：1960-2018年世界出口总额和世界GDP
如果说胡润这位精明外籍生意人的数据可能带有一定立场，我们再来看看官方数据。对于上海，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根据上海市政府2021年的统计数据，外资创造了全上海超过1/4的GDP、1/3的税收，2/3左右货物进出口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以及1/5的就业岗位。此外，外商投资企业还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累计设立研发中心479家，上海市一半左右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欣孚智库在欧洲访问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阁的时候，对方同样脱口而出“欧美企业创造了全上海超过1/4的GDP”的数据，可见其含金量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