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集团恒大7月17日公布年报，2021年亏损6862亿元人民币，2022年亏损1258亿元人民币。截至2022年底，资产1.838万亿元人民币，负债2.437万亿元，账户现金只有43.34亿元。舆论哗然，恒大总负债大大超越总资产，因此名义上已经破产。那么，在中央“房住不炒”总政策，金融监管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双管齐下，非金融系统重要性企业恒大如何突破监管？大而不倒在恒大如何演化？恒大案例对系统重要性非金融企业监管有何教训？
一、谁来监管非金融“系统重要民营企业”？
次贷危机以来，“大而不倒”成为世界难题。“大”其实具备一定垄断地位的体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年和2022年修订稿第三条规定垄断行为包括：规定垄断地位是“（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三条都不涉及对自主形成市场垄断的系统重要性企业一旦遭遇经营风险、或者经济周期风险可能导致的系统性市场混乱如何应对。
另外一方面，次贷危机最大始作俑者都是金融公司。对于金融控股公司，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不断探索。201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20年9月开始实施。其规定“本办法所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度较高、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较强，在金融体系中提供难以替代的关键服务，一旦发生重大风险事件而无法持续经营，可能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其明确指出了大金融企业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但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只“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业机构、系统重要性证券业机构、系统重要性保险业机构，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显然，对恒大这样非金融控股的民营系统性重要性公司该由谁监管法律似乎上不清楚。因此，监管空白一定程度上是恒大“野蛮”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