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赞比亚在因新冠疫情加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苦苦挣扎，首次未能如期支付国际债券利息。两年半后，赞比亚仍身陷困境，其316亿美元债务中大部分债务的违约无法得到处置。
这个贫穷而脆弱的国家这么久一直未能成功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并摆脱危机，反映出政府破产的处置是一套混乱的流程，一些专家担心这套流程已经完全崩溃。
其后果可能会对最近一系列出现债务违约的国家造成严重影响，这个话题在本周于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春季会议的议程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上述会议的开幕致辞中指出，约15%的低收入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近一半有陷入“债务困境”的危险。
她对与会者说：“这令人担忧可能出现一波债务重组请求浪潮；当前的债务重组案例出现代价高昂的拖延——赞比亚就是最新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担忧该如何处理这些请求。”
企业和个人的破产有国内法律和法官管理，但针对国家破产却没有相应的国际法——只有一套混乱的临时流程，包括处理乱七八糟的合同条款和约定俗成，没完没了的谈判和围绕地缘政治和稀泥。
10年前，总部位于美国的对冲基金埃利奥特管理公司(Elliott Management)利用这种混乱局面起诉违约债务国，要求它们全额偿还债务——这一尝试取得多次成功，为该公司带来丰厚回报。但目前这套东拼西凑起来的脆弱架构面临着彻底瓦解的威胁，因为主权债务领域出现了一股新的、具有破坏性的、不透明的强大力量：中国。
一些专家表示，大举向发展中国家放贷的中国拒绝遵守西方建立的债务处置规则，这是阻止政府债务得到处置的最大障碍，可能会让一些国家许多年都无法摆脱债务困境。
但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于洁表示，北京方面的立场“与其说是出于经济理性，不如说是出于地缘政治竞争考量”。
她说：“多边金融机构主要由美国人和欧洲人运营。中国曾希望自己能够制定债务减免的议程，而不是任由西方发号施令。”
曾在埃利奥特管理公司当基金经理的杰伊•纽曼(Jay Newman)表示，中国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出现，将整个债务处置体系带入了未知水域。纽曼曾在阿根廷2001年债务重组后成功起诉阿根廷，获偿24亿美元。他说：“现在来了一个大的国家债权人，它有权力决定处置条款，也有耐心等待，只要条款不利于它们就拒绝达成协议。这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