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将切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支持民营经济和和外资。报告尤其点名支持平台经济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科技和实体经济融合。
瑞银证券汪涛等多位分析师对此做了正向解读，他们认为未来平台经济会得到更多支持，以更快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在此政策趋势下，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行动，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一把手，纷纷调研本地知名平台企业，认为他们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助力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带动众多行业领域数字化转型，是保障城市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
为何平台企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因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中的关键角色，本文平台企业与数字经济不做区分，两者混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一句话点出了平台企业的三个核心角色。对于政府而言，平台经济的发展更是直接关系到创造就业这一关键作用。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中，16-24岁的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高达18.1%，是自有数据以来同比最高值，也超过了2018-2021年的最高点。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刻不容缓。
尽管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岗位上贡献很大，但批评之声也一直未断。平台企业提供的就业以非标准就业为主是批评的主要矛头。这些就业主要是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的就业，但从业人员大多没有和平台企业建立正式劳动关系。
一些人认为这些就业岗位质量差，收入低、劳动工时长、强度高，且没有保障，职工社保的参保率低。还有人认为平台企业虽然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但也挤压了很多传统行业的就业岗位，如制造业岗位流失，可能存在“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的现象。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就业增长的净贡献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其创造的就业只是替代了被挤压的岗位，同时还可能造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制造业萎缩、收入差距扩大等，加速了就业领域的分化。
如何看待平台企业在就业市场的角色及对其的批评？
数字经济的就业岗位质量并不低
非标准就业是一个全球现象，也称非正规就业。据世界劳工组织的定义，与标准就业不同，非标准就业主要包括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工作、临时介绍所工作以及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就业。
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工作一直都存在，即使在标准就业占比较高的发达国家，临时雇员和季节性散工都是很常见的，如快餐店里的服务员、黑五旺季的销售员。但大型平台企业出现以后，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就业的自由职业者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比如活跃在微信群内的团长、在线健身教练、公众号小编等，以及颇受争议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
一些研究认为，美国的临时性和替代性就业增长中，超过一半的增长发生在2013-2016年，几乎可以全部归因于平台经济就业的迅速增长(Collins et al,2019)。像Uber上的驾驶员，他可以自由调整自己的劳动时间，多劳多得，平台企业无法强制他必须上线，但驾驶员的收入高度依赖平台的派单。传统的劳工组织厌恶非标准就业，但有意思的是平台上的劳动者也有很高比例希望保持零工身份。2020年美国加州为此举行了公投，投票率接近77%，投票结果显示，有58%的选民支持Uber司机等职业保持自由职业者身份，延续当前零工经济的营运模式。
在中国，平台经济创造就业的社会影响和美国完全不同，美国平台企业出现以后，非标准就业占比上升，而中国的非标准就业规模和农业就业占比一直很高，中国的平台企业吸纳的往往是农业就业人员和其它非标准就业人员，因此平台企业吸纳就业并没有增加非标准就业的占比，反而提高了非标准就业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