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在加速推动中美两国产业的某种“脱钩”。疫情导致中美经贸受阻，高关税显然尚未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实际影响。经过这一尝试，美国已发现本国对中国依赖的阈值，即在传统的“外包—贸易”这一中美经济互动关系中，美国可以缓慢地将初级制造产业撤离中国。在此基础上，中国产业与经济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显露无疑。美国可以更加大胆激进地设计新的对华经济外交，或采取“威逼”策略迫使中国在众多商业规范上向美妥协。
目前，中美两国均在研究产业变迁对国际经贸和中美安全的影响。近期，有两个议题值得注意：一是美国的“再工业化”如何实现，路径等问题；另一个议题是美国在规范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并在立法等规范领域力图获取某种主导权。
美国的再工业化是否可以实现？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启的外包构成了全球化重要的开端。美国产业政策一直在外包以及“再工业化”之间徘徊。从奥巴马执政开始，美国联邦政府越发注重推动本国“再工业化”，而特朗普则不惜使用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措施对跨国公司实施威胁；拜登政府走出了一条不同以往的“再工业化”道路，即在对美国产业薄弱环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弥补美国先进工业和制造业不足。这些手段包含了国会对特定产业的立法或政策规划，比如《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即“芯片法案”）以及新近10月7日，白宫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报告新版，该战略概述了发展经济、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等措施，都对特定的产业实施明确扶持。此外，还有拜登新近签署的《降低通胀法》。这些政府主导的对产业的扶持会构成新的“不对称”优势，会刺激其他国家的优质跨国公司转移到美国生产。美国利用立法和经济补贴等方法，可以较为轻松地收割一波全球化新“红利”，而在美国通过立法对战略性项目实施招商引资后，其“再工业化”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各大头部跨国公司都为了汲取优厚补贴福利，加大对美国的绿地投资。
锂电池、生物技术等产业是中国对美国少有的存在投资流量的产业。目前看，美国政府主要从五个方面应对中企投资：其一，由专职部门如CFIUS过滤具有“威胁性”的收购，总统对特定的投资亦可直接实施“预阻”。其二，通过立法更新或升级规范，夯实执法依据并实施威慑。通过立法，美力图实现中国投资的“规范化”，提升政府对不符合美国安全利益投资的“非法化”依据，以此契合美国安全利益。美国国内不断出现的国会立法升级，以及出台同样具备法律功能的总统行政令，正是中美直接投资规范缺失背景下，美方主导主控这一进程的政治动员。其三，与部分盟友联合限制中企特定投资，尤其针对中国具备优势的技术、产业，比如华为、中兴等。美国力图在国际市场、技术、人才方面阻碍中国“军民两用产业”的发展。其四，对特定投资实施打击或进行“长臂管辖”，批量制裁中国公司或个人，增强“威慑力”。其五，从拜登政府的长远设计看，中美在投资领域彻底“脱钩”的可能性不大，合作依然是主流。在全球投资市场，各国纷纷推动FDI自由化，加强对涉“军民两用技术”和“战略资产”等领域的外资约束与监管。中国对美投资在产业上受到压缩，只有契合美国“先进制造”方向的企业，在美投资才会相对顺畅，或者得到相应的基金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