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Kroll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在全球央行进入货币政策收紧周期的背景下，廉价资金的时代走向终结，受此影响，英国养老基金成为首批浮出水面的牺牲者之一。我肯定它们不会是最后的牺牲者。由这些基金的“负债驱动投资”(LDI)引发的追加保证金要求，迫使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重新采取量化宽松举措。周二，英国央行扩大了债券购买计划，警告称“英国金融稳定面临重大风险”。
英国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Kwasi Kwarteng)的“迷你”预算带来的麻烦，是发达市场明年将遭遇的不幸事件的预示。各国政府将增加支出；投资者将成为主要的敦促财政纪律的力量；各央行在试图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会破坏其他东西。
尽管货币当局在收回流动性，战争和能源危机却将要求发达市场在未来一年大幅增加财政支出。9月底，财政清廉的支柱德国宣布了一项20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旨在为工业和消费者设定天然气价格上限，直到2024年。尽管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坚称，这些额外的资金不会加剧通胀，但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月飙升至70年高点，德国国债收益率也随之上涨。信用违约互换(CDS)升至2020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林德纳坚称，德国虽然承诺将借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明显不是在步英国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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