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国财政经济挑战多发、困难加大的一年，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今年以来，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及疫情形势明显加剧。财政在收入端面临实体经济疲软的制约，支出端又承担疫情防控、助企纾困两大支出责任，同时债务还本付息、基层“三保”更是刚性支出。这导致基层财政之责任尤其重大。1-7月份，全国地方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7.6%，创下多年来新低，结构上则出现“西升东降”等新的区域分化。部分地区财政矛盾突出，开源节流势在必行。
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纾解财政矛盾时，尤其要考虑正反两面的影响。一方面，增收、减支、借债等措施可以扩充财政腾挪空间，力避地方财政流动性危机。另一方面，部分手段如增加收费和罚款、压减公共服务支出等很可能导致特定主体的利益受损，小则减弱减税降费效果，大则对营商环境和信心造成破坏，削弱经济增长潜力，而债务手段可谓缓兵之计，或加大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风险。
从中长期来看，解决地方财政问题不仅在于优化营商环境和发展经济，更在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就后者而言，地方财政改革是国家财政体制改革、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地方政府要落实好全国层面的改革举措，如明确政府与市场关系，确定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职能事权，使财力与支出责任匹配；精兵简政，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与人口负增长形势相适应；推动税制、国资、社保改革等。
一、如何看待地方财政增收节支之策？
财政收支紧张、非税收入占比提升是当前多地地方财政的共同特征。去年以来，疫情反弹、经济下行导致税收收入紧张，今年开展大规模留抵退税后，税收与非税收入增速差距拉大。1-7月，全国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累计同比分别为-13.8%和19.9%，非税收入增速大幅高于税收收入增速33.7个百分点。1-7月全国税收收入占比仅为82.2%，低于2019-2021年同期的86%、85.9%、86.5%。十余个省份非税收入同比增长而税收收入下降。非税收入占比上升，既有税收收入减少（包括留抵退税）的因素，也有地方多渠道盘活闲置国有资产、与矿产资源、景区经营权等有关收入增加的因素。但部分地方过度逐利式利用非税收入填补收支缺口，效果有限，产生种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