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出版。主人公于连是外省青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是语文能考满分，放今天，妥妥一位小镇做题家。
《红与黑》还有个小标题《1830年的编年史》，可见司汤达的心目中，小镇做题家于连的故事，是时代的史诗。我相信，如果老司穿越到今天的中国，他一定更兴奋，于连只是初代小镇做题家。而在中国，一个小镇做题家起码浓缩了于连到于连的孙子乃至重孙子的历史，相当于1830-1950，总共120年的编年史。
小镇做题家的本质，就是进城，通过考试进入大城市做着工作、住楼房。20年前流行的网络语“小资”，说的是这个进程中的中国初代做题家，刚刚挣到点钱，笨拙地学习着如何做都市中产，给自己起英文名。每年春节，做题家们从大城市洄游到小镇，身份也从米歇尔、瑞贝卡改回小刚、小芳。直到城市扩张，高铁修到隔壁。小时候遥不可及的省城变成开车2个小时的存在。两个世界终于合为一体。做题家们，有的去当公务员，有的去大厂，有的去了燕郊，大家都有很好的未来。相当一部分人，借着时代红利在一线城市或省会买了房，有了车。信心满满又充满焦虑地养育下一代，为下一代成为都市人，能够出国留学、长大后继续坐着上班、住楼房打下坚实基础。
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到18%，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大概36%，20年后的今天接近70%左右。几亿人进入城市，学习怎么当城里人。而全球通用的都市中产生活，更要等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才开始兴起。 住小区，逛商场、假日开车出去旅游，20年前不可想象。
在这个意义上说，小镇做题家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进城买房安居乐业那么简单平凡，而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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